王夫之號姜齋，世稱“船山先生”，他親歷明朝滅亡，深感世事動蕩、民生疾苦，遂決心著書立說。《尚書引義》共6卷50篇，各篇論題獨立，不相連屬。王夫之通過引申《古文尚書》某些觀點，闡述自己的思想。書中從哲學...
確立做人的原則叫做“義”，維持人生存的資源叫做“利”。如果背離義而追逐利，做人的原則就無法確立；如果從追逐利陷入危害，人的生存就難以保障。智者明白這個道理，像大禹那樣有智慧的人更是深知此理。唉！利和義之間的界限，差別巨大；而利和害之間，雖然看似相互依存，實則界限很細微。有誰能知道堅守義必定會帶來利益，而追逐的利未必真的有利呢？又有誰能知道貪圖利必定會帶來危害，而有些看似危害的情況未必真的有害呢？如果真的明白這些，難道能不說他是大智之人嗎？
遵循義，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自然有用，也像火向上燃燒、樹木可曲可直、金屬可加工變形、土地可種植莊稼一樣發揮作用。然而，水往低處流如果泛濫就會造成水災，火向上燃燒過于猛烈就會釀成火災，樹木生長雜亂無章就會帶來麻煩，金屬加工不當就會造成損害，土地種植莊稼卻長滿雜草就會影響收成。由此可見，背離義就會陷入危害，在義與害之外，并不存在所謂單純的“利”。《易經》說：“利于萬物而符合義。”義如果足夠用來踐行，那么利就能與人和諧。“和”，就是融合，意思是離開義就不會真正得到利。上天厚待人類、端正人品德的方式，通過五行表現得很明顯。違背自然常理，趁著上天的“失誤”，竊取上天的“恩賜”，遭遇上天降下的災禍，小人總是頻繁地追逐利益，這樣做沒有不陷入兇險境地的。
箕子說：“上天賜給大禹《洪范》《九疇》，使常理得以有序。”義在這里得以彰顯，危害必然會遠離。從五行彰顯義開始，到六極（六種不幸的事 ）警示危害結束。大禹憑借這些治理了九年的水患，所以說“沒有比這更大的智慧了”，不過是致力于義以遠離危害罷了。
上天創造水，并非為了給人帶來利益，而是義中潤下的特性使其必然如此。義的潤澤可以滋養萬物，義的向下流動可以運輸物資，于是淺薄之人看到水的這些作用就認為是利益，想要從中謀取私利。他們只看到利，卻看不到其中的害，又哪里知道水過度潤下，恰恰會造成危害呢？制約危害的最大力量是義，而遭受危害最嚴重的往往是追逐私利的人。對義理解不透徹就盲目利用，對危害認識不清就輕易招惹，于是有人貪戀一點點土地，在低洼之地與水爭生存空間；有人輕視洪水滔天的兇險，與洪水一起在中原大地肆虐。伯鯀治水失敗，大體上就是因為追逐私利而導致的。
至于大禹治水，他端正本性、安于天命，遵循義的指引，不貪圖治水可能帶來的利益，舍棄利益，不被水的“誘惑”所左右。他把水疏導分流，讓它們匯聚到合適的地方，黃河分成九條支流，長江分成三條支流；為了治水，他不惜舍棄土地，也不擔憂治水過程中的艱難；治水需要的草木材料，他投入大火中；兗州的治水工程，他推遲了十三年才完成。他憑借正直、剛正的志氣，在洪水勢頭正猛的時候馴服了它。他獨自一人，帶領浩浩蕩蕩的洪流歸入大海，無人能抵擋。義得以端正，危害自然就消除了，沒有別的原因，就是因為他遠離了私利。
水，可以滋養五谷、百卉，是蒲草、蘆葦、魚類等生物棲息的地方，也是船只運輸貨物、糧食的通道。當水勢順的時候，利益就存在；當水勢逆的時候，利益也并非完全消失。大概義本身就適合發揮作用，即使水勢出現異常變化，其本性也不會改變，利益也就依然存在。有時候，危害越大，伴隨的利益可能也越大。于是有人把危害當成利益，把大的危害當成大的利益；淺薄之人就這樣顛倒黑白、昏聵糊涂，自己被困在利益的陷阱中，頻繁遭遇危害，這實在是讓智者感到悲哀。大禹擔任司空，接受天子的任命，處于尊貴的地位，擁有權威，卻沒有驅使百姓去施展那些心存僥幸的“小聰明”。而有些人卻帶領全族、全城的人去治水，結果很多人被淹死，尸體填滿了溪谷，這難道不是很悲哀的事嗎？
所以，有的水是義勝過害，田間的溝渠之水就是如此；有的水是害勝過義，瀑布、急流就是這樣；有的水義害各半，長江、漢江、淮河、濟水之類就是這樣；還有的水，一份義卻伴隨著十分害，黃河就是這樣。黃河的那一份義，在于它匯聚了各方的水，向東流入中原地區，但除此之外，它帶來的大多是危害，這是上天讓中原百姓辛勞，以此警示人們要遵循義而遠離危害。黃河水就像夷狄的禍亂一樣，肆意沖擊中原地區（兗、豫、青、冀這些地方 ），在當地生活的百姓無法逃避，只能實實在在地承受災禍。所以治水的人如果明白危害難以徹底消除，用義來加以節制，那么災禍或許能減輕，除此之外，沒有別的辦法。
如今考察歷代治理黃河的得失：大禹治水遵循義的原則，漢代治理黃河時，雖未能完全遵循義，但也盡量避開了一些危害，宋代貪圖黃河帶來的利益，到了蒙古統治時期，更是變本加厲地貪圖利益，而本朝（明朝 ）沿襲了這種情況；其中的成敗得失，一目了然。遵循義來治水，危害即使不刻意去避免，也會遠離；不避開危害，危害就難以避開；貪圖利益，那就是把百姓的災禍當作樂事，把五行的災變當作幸事，這是招致危害的根源。
中原地區有黃河，就如同有夷狄一樣。夏、商、周三代沒有抵御夷狄的良策，但有對待夷狄的正確原則；漢代急于建立抵御夷狄的功績，但不貪圖利用夷狄帶來的好處；唐代開始利用夷狄，石晉時期更是過度依賴夷狄，到了兩宋，過度依賴夷狄導致災禍變得更加嚴重，這些情況大致都能看出來。想要遠離危害卻又無法徹底擺脫，那就不如舍棄利益，不貪圖它。即使有勇猛的騎兵愿意效命，也要明白邊境的防御不能撤除，這樣之后像花門之變（唐朝借回紇兵平叛，回紇兵在花門鎮附近搶掠 ）、海上之禍（南宋末年與蒙古聯合滅金后，又遭蒙古入侵 ）這樣的災禍才會杜絕。即使有水流經肥沃的土地，也要知道不能讓它肆意泛濫，這樣之后黃河決堤、淹沒田野的危害才會消除。
宋朝真是愚蠢啊！就像為了一點蜂蜜就割掉自己的舌頭，為了一點錢財就不顧自身安危。宋朝軍事力量不足以制衡契丹，就把黃河改道回流，聚積成塘水來防御。財力不足以富足用度，就趁著黃河堵塞，開墾淤田。上天留下的憂患，宋朝卻當成利益來貪圖，把敵人當作依靠，把災禍當作福氣。他們如此糊涂，又怎能怪他們借金國滅遼，結果失去了中原；借蒙古滅金，又失去了江南呢！
夫差驕橫無道，開通了長江、淮河之間的運河；楊廣昏庸無道，連通了汴水和泗水。女真、蒙古禍亂之時，衛河、濟水合流，引南旺湖水，依靠黃河進行漕運，黃河的支流縱橫交錯，延伸到各個地方，徐州、兗州、豫州、冀州、揚州五州之地，都任由黃河泛濫，肆意侵擾。即便如此，人們還唯恐黃河安穩流淌，自己會失去從中獲取的利益，宋禮（明朝水利專家 ）更是迎合這種心態，放縱私欲，想借此邀功請賞。唉！幾百年來，上天用夷狄的災禍侵擾中原，又用水災來加重這種苦難。假如再有像唐堯時期九年的大水，周定王時期的海溢之災，那么齊、魯、宋、衛、徐、吳等地的百姓，恐怕很少有不被淹死的。大禹舍棄了一些可耕種的土地，讓給黃河；如今人們卻貪圖這條難以治理的河流，想要從中獲利。智者和愚者的分別，義與利的差別；而義利的差別，又導致了利與害的差別。百姓的生死，國家的禍福，難道會有差錯嗎？不會有差錯啊！
在大禹那個時代，賀蘭（今寧夏賀蘭山一帶 ）、鹽池（今寧夏鹽池縣附近 ）這些地方還不屬于中原王朝的領土，所以大禹治水的功績到此為止。假如唐堯、虞舜時期的疆域，能像漢代那樣兼并朔漠（今內蒙古一帶 ），像唐代那樣開拓河湟（今青海、甘肅一帶 ）地區，我想大禹一定會建立萬世不朽的功勛；他會讓黃河穿越沙漠向東流，經奉圣川（今河北涿鹿縣附近 ）、鴛鴦泊（今河北張北縣西北 ），繞過遼山流入鴨綠江。這樣一來，夷狄的危害就由夷狄自己承受，中原四州的土地無需特意治理，就恰好有地方安置百姓。
如果真是這樣，那么用來防御的塘水誰去堵塞，淤田誰去開墾，漕運又靠什么來打通呢？那些只知道談論利益的小人，恐怕也沒有辦法施展他們的“手段”了。而百姓們在平常日子里，也無需為修筑堤壩而辛勞，遇到暴雨也不用擔心被洪水淹沒。可惜上天沒有停止降禍，大禹的治水設想未能完全實現，那些貪圖利益的卑鄙之人，為了一點眼前利益，就像引狼入室一樣，最終讓百姓陷入災難。孟子說“率領野獸吃人”，這些人簡直就是率領洪水來淹死人。人被野獸吃掉的情況，一百個人里面未必有一個；但死于洪水的人，卻多得讓城市變成空城，田野里也到處都是，令人痛心不已。那么，那些主張利用黃河修建塘水、開墾淤田、疏通漕渠的人，他們給天下和后世帶來的危害，實在是太慘痛了！
更過分的是，有人借助水的暴虐來發泄自己的惡毒，于是就出現了用水灌城的事。水本身也是有“義”的，它不會幫助惡人作惡。所以智伯用水灌晉陽，蕭梁修筑淮堰（在今江蘇盱眙縣 ）想用水灌城，宋人用水灌北漢，這些行為都只是讓被圍困的城池更加堅固。雖然韓、魏沒有謀略，沒有及時救援，但趙無恤堅守的晉陽，和北漢的城池一樣安然無恙，智伯的軍隊，卻和淮堰一樣最終被洪水沖垮。后人即使再怎么忍心，難道不應該以此為鑒，不要阻止那些原本無害的水，卻讓它變成害人的工具，最終反而害了自己嗎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