陸贄曾說：“用言語去打動別人，這種感動是很膚淺的。”然而，言語有時能在瞬間打動別人，產生一定的效果。讓人從生的狀態走向死亡，從安逸的生活變為勞苦的勞作，僅憑所謂的名分和道義就能打動他們嗎？人們畏懼死亡、害怕辛勞的情感，在突然之間爆發時，理智來不及思考，勇氣也難以維持。如果不是英雄豪杰般慷慨地舍棄生命，或者賢明睿智的人從容地奔赴大義，那么在走投無路時，人們就會做出違背常理的事，而親近君主、為長官效命的情感，也不知道會在什么時候被拋諸腦后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把心里的想法和盤托出，在短時間內震撼人們的視聽，激發他們突然爆發的智慧和勇氣，言語雖然帶來的感動很膚淺，但有時確實能起到作用。所以，從虞、夏時期以來，雖然平時沒有太多的告誡之詞，但在面臨大事時卻會有誓約。
古代的帝王，深知言語的感動很短暫，只能在短時間內發揮作用，所以他們說話時，不過是激發人們的士氣，讓其飽滿，不會過分強調自己的權力，以免讓人產生疑慮。他們看似沒有將人們的情緒完全激發出來，但實際上這樣的激發程度已經足夠了。
為什么不把人們的情緒過度激發，讓其過于飽滿呢？因為情緒過于飽滿就會變成憤怒，而憤怒表現在外的人，內心往往是空虛的。我們可以看看那些爭斗的人，當他們只是互相辱罵的時候，拳腳的力量反而會減弱。
為什么不過分強調權力，以免讓人產生疑慮呢？因為有所側重就必然有所忽略。即便在倉促之間，人們用耳朵聽，憑意氣行動，但事后也會有所思考。如果只是利用人們一時的情緒，卻沒有長久的大義支撐，讓他們深思熟慮后覺得不合理，那么一旦產生疑慮，各種懷疑就會接踵而至。人們在疑慮中猶豫不決、瞻前顧后，最終必然會潰敗，即使是刑罰也無法威懾他們。我們可以看看嚴厲的父親教訓不成器的兒子，話說得太多，兒子反而會反駁父親自身行為也不端正。
現在看看《甘誓》《胤征》中的文字，簡潔卻富有深意，既規劃了長遠的目標，又不會過分強調自身的權力，這就是所謂的抓住關鍵、切中要害的言辭。善于言辭的人，君子用這樣的言辭可以感動天地，更何況是普通人呢？
大禹的圣明德行，夏朝忠誠恭敬的治國之道，天下百姓本應世世代代擁戴。然而，夏朝才傳了兩代，就有有扈氏違背正道，抵抗天子的軍隊；還沒傳到五代，義和就背叛官職，與后羿結黨。這些人的惡行簡直數不勝數。但是，夏啟、胤侯在聲討他們時，讓他們的罪行比言辭所表達的更嚴重，而不是用過多的言辭去夸大他們的罪行。這是因為他們的罪行如同滔天巨浪，惡貫滿盈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無需多言。列舉他們的主要罪行，來師出有名，舍棄一些細枝末節，來蓄積人們內心的憤怒，這樣一來，憤怒的情緒不會在言語中耗盡，而勇氣卻能因情緒而充沛。整肅軍隊的行列，告誡士兵不要濫殺無辜，保持克制，彌補不足，像這樣的做法，就是所說的不過分激發人們的情緒，讓其保持飽滿。
名分和道義，是百姓同樣看重的。權力和憑借，是君主自身偏重的。作為臣子卻冒犯君主，作為臣子卻違背公義、結黨營私，削弱王室的力量，這是違背名分和道義，不可饒恕的行為。既然違背名分和道義不可饒恕，那又何必糾結于五行、三正這些高深微妙的說法，或者沉迷酒色、昏庸糊涂這些瑣碎之事呢？名分和道義是百姓都重視的，百姓明白違背這些不可饒恕；但如果君主過于強調權力，百姓就會懷疑君主是為了自身安全，而讓自己去送死。在短時間內，百姓所理解的，抵不過他們對死亡和辛勞的擔憂，他們就會想，君主沒了還會有新君主，可自己丟了性命就再也沒有了。
只有三正五行，這是上天告誡臣子、作為臣子應遵守的法則，君主為百姓修行，諸侯為百姓守護，百姓憑借這些行事，生活自然和諧。如今，暫且放下偏重的權力，也不談那些同樣重要的名分和道義，只著重強調百姓的權益，百姓就會明白眾人的憤怒是不可遏制的，會拉著君主和大臣一起去懲罰有罪之人。這樣一來，人們看待國家的戰爭就如同自己的私斗，覺得不是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換取天子的長久富貴，而是為了去打擊那些奸邪之人，所以不惜拼命。這就是所說的不過分強調權力，以免讓百姓產生疑慮。
所以，當臣子冒犯君主時，就暫且不提臣子不能有謀逆之心這些大義，而是以百姓的名義來聲討，說上天為百姓設立君主，不是為了壓榨百姓來讓君主安穩。《甘誓》《胤征》就是這樣的例子。當君主禍害百姓時，就暫且不說他讓軍隊遭受損失的暴虐行為，而是以上天的名義來聲討他的罪行，說上天厚待后世，是為了匡扶百姓，不是為了讓百姓去殘害君主。《湯誓》就是這樣。
《湯誓》中說“我畏懼上帝，不敢不前去征伐”，而不是說“我憐憫百姓遭受苦難，不忍心不前去征伐”；說“夏桀大量剝削夏國百姓，百姓都懈怠不愿勞作”，而不是說“夏桀大量剝削天下百姓，百姓因此憤怒”。這樣做是為了堅定長久的大義，而且權力的把握也不會失衡。如果權力偏重君主一方，百姓會認為這是在傷害自己；如果權力偏重百姓一方，百姓會認為這是在誘惑自己。百姓就像險峻的巖石，容易產生各種懷疑，君子對此應該格外謹慎。
所以，從殷、周交替之際，就能看出世道在逐漸衰落。周武王的誓言，言辭過于冗長，列舉紂王的罪行，多得數都數不過來，氣勢也因此耗盡了。“寧可抓住不是敵人的人”，充滿了擔憂和恐懼，這樣一來就有些危險了。列舉紂王的罪行，多得數都數不過來，像砍斷人的小腿、剖開人的心臟這些惡行都沒有遺漏。
八百諸侯會師伐紂，戰場上血流成河，連盾牌都能漂浮起來，誰能保證在朝會時，沒有普通百姓橫遭殺害，而事后不會有人反駁呢？這就是義士會唱“以暴易暴”之歌，商洛（今陜西商洛市 ）的頑固百姓也會產生“被忽視”的怨言的原因。千里之外的響應，就像擊鼓和鼓槌的回應一樣迅速，君子用言語去感動天地，能不謹慎嗎？周朝的誓言比不上商朝的誥命；春秋時期的外交辭令比不上豐、洛（今陜西西安附近 ）時期的誓命。言辭的充實與空洞取決于人的志氣，言辭的輕重取決于對事物的權衡，義理在這里體現得很精妙，正道也在這里得以確立，這是不容置疑的。
戰國時期說客們的言辭，違背道義，用權勢相互動搖人心，這種正道的意味已經消失了。再后來到了陳琳、阮瑀這類人，他們就像好打官司的頭子、與鄰居爭吵的悍婦，充滿憤怒，言辭粗劣，這更是君子所不齒的。再往下到了齊、梁末年，人們用檄文相互夸耀，追求辭藻華麗，在充滿血腥的戰爭之地爭奇斗巧。但凡有良知的人，看到這些能不觸目驚心、感到痛心嗎？
古代的帝王善于言辭，難道僅僅是在言辭上表現得好嗎？他們心懷忠厚，情緒不會過于激昂，不忍心把別人的短處說盡；他們端正自身，不謀求私利，權力的使用不會失衡，不會只為了僥幸成功而不擇手段。他們培養天下的和平氛圍，留存千秋的大義，秉持真誠來修飾言辭，言辭也就都充滿誠意。這樣，即使只是在短時間內感動他人，也足以昭告萬世而問心無愧。孔子說“我對于外交辭令還沒有掌握好”，意思是不要只在外交辭令上追求完美，而要注重言辭背后的誠意和大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