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人的智慧，足以周全地應對事物，但這并非是不經過思考就能做到的；圣人的才能，足以遵循規矩行事，但這也并非是不學習就能擁有的。所以帝堯的德行已達極致，但如果不“欽”（恭敬、謹慎 ），就無法做到“明”（明察 ）；如果不“明”，也就無法做到“文思安安”（具備文德、深思熟慮且安詳溫和 ）以及“允恭克讓”（誠信、恭敬且能夠謙讓 ）。唉！這就是學習的根本，也是君子儒者追求道的關鍵所在。
怎么證明是這樣的呢？天下有不少人想做到“文、思、恭、讓”，卻沒能真正“明察”；也有不少人追求“明察”，卻做不到“欽”。不“欽”的人，其所謂的“明”并非真正的明察；不“明”的人，其“文、思、恭、讓”也只是表面功夫。“文”有其之所以成為“文”的內在原因，“思”有其之所以成為“思”的內在原因，“恭”有其之所以成為“恭”的內在原因，“讓”有其之所以成為“讓”的內在原因。這些內在的東西存在于人的內心，是事物得以發展的依托，增加它沒有必要，減少它則事物無法完善，踐行它就能有所成就，廢棄它必然會后悔。對于這些，如果明白了其中的緣由，就能安然地去踐行，并且真正做到心安理得。不明白其中的緣由，就會認為這些并非事物發展所必需，會認為自己不一定能做到，會認為只要自己想做就沒有不安的，還會認為即便拋開事物發展的依托也沒什么不可以。不明事理的人會產生四種危害，而歸根結底，這些危害的根源是一樣的。
那些認為這些并非事物發展所必需的人說：“事物本身就能自我治理，即便看起來沒有治理，實際上也和治理了一樣。用‘文’去治理，事物就會受到雕琢，失去自然；用‘思’去治理，事物就會變得混亂；用‘恭’去治理，事物就會受到干擾；用‘讓’去治理，事物就會產生疑慮。事物本就能自我治理，還要去治理它，這是在擾亂事物，所以不如摒棄圣賢和智慧。”這沒有別的原因，就是不明白事物的發展必然有所依托。事物有所依托，才能安定。怎么知道事物有所依托才能安定呢？其實，那些所謂事物能自我治理的說法，實際上是沒有真正治理。只是草率地采取簡單的辦法來避免一時的禍亂，然而禍亂往往就是從這里產生的。至于說那些看似沒有治理卻好像治理了一樣的說法，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。明白事物必然有所依托之后，圣人就會說：事物本來就有其發展的需求，只是等待我率先去引導而已。那些被雕琢的事物，恰恰是因為缺乏“文”；那些變得混亂的事物，恰恰是因為缺乏“思”；那些受到干擾的事物，恰恰是因為缺乏“恭”；那些產生疑慮的事物，恰恰是因為缺乏“讓”。如果真的做到了這些，就不會遭遇這四種禍患。
那些認為自己不一定能做到的人說：“道是無法完全窮盡的，圣人也不能完全做到；時代是不斷變化的，圣人也無法始終順應。所以堯有不成器的兒子，舜有不和睦的弟弟，夏朝有不服從的觀國、扈國，周朝有不順從的商朝、奄國。堯有不成器的兒子，就像胡亥的荒淫，并非秦始皇教導無方。舜有不和睦的弟弟，就像共叔段的叛亂，并非鄭莊公有意養惡。夏朝有不服從的觀國、扈國，就像藩鎮的叛亂，并非盧杞的奸詐所致。周朝有不順從的商朝、奄國，就像七國之亂，并非晁錯的建議所引發。如此看來，天下之事，不過是時勢造就的。順應時代，把握時勢，有時可以崇尚武力而摒棄‘文治’，有時可以果斷決策而摒棄‘深思’，有雄才大略的人可以任用，不必過于強調‘恭’，盛氣凌人能與人爭斗的人，哪里還用得著處處‘謙讓’。因此，用刑罰來管制，用名分來規范，用法令來驅使，用權術來駕馭，中等才能的君主和盡職的臣子遵循這些方法就能治理天下。”這沒有別的原因，就是不明白自己是一定能夠有所作為的。只有在得不到天時的時候，個人的才能才更能得以發揮；只有在被時代壓制的時候，道才更能得以彰顯。堯有不成器的兒子卻不與之爭斗，舜有不和睦的弟弟卻不殺害他，夏朝有不服從的觀國、扈國卻沒有衰敗，周朝有不順從的商朝、奄國卻沒有陷入危亡。所以只要本質確立，“文治”必然會隨之產生；受到事物的觸動，“思考”必然會興起；退一步自我反思，就會自覺做到“恭”；進一步與外界交往，就不得不做到“讓”。從自身去探尋，從外界的事物去借鑒，順應事物的自然發展，就能輕易消除篡權弒君、危亡的災禍。明白了這個道理，怎么會做不到呢？
那些認為只要自己想做就沒有不安的人說：“‘文’是不斷發展的，‘思’是日益增進的，‘恭’是有權變的，‘讓’是有機謀的。圣人所做的事情，上天不會給予指示，大地不會加以限制，古代的人不會傳授經驗，天下人也不會為之出謀劃策，只要覺得可以做就去做，圣人已經這么做了。圣人能做的，我也能做，他們沒做的，不是不能做，而是他們沒去做。既然不是不能做，那我就可以去做。于是，有人追求毫無實質內容的‘文’，導致‘文’變得過度華麗；有人放縱沒有節制的‘思’，使得‘思’變得荒誕無稽；有人表面上裝出‘恭’的樣子，實際上卻是在欺騙他人；有人用‘讓’來粉飾自己，實際上卻在損害他人。比如蔡京把國家的富足安樂當作‘文治’，曹睿把明辨苛察當作‘思考’，漢成帝用虛假的文飾來掩蓋自己的荒淫，燕噲把禪讓當作一種手段，最終導致國家淪陷。”這沒有別的原因，就是不明白僅憑自己的想法去做并不一定能安穩。上天雖然不會給予指示，但會讓我們去做那些適宜百姓的事情；大地雖然不會加以限制，但會讓我們去做那些符合事物規律的事情；古代雖然沒有現成的經驗傳授，但我們考察借鑒時一定不能出錯；天下人雖然不會為之出謀劃策，但我們做事時一定要讓眾人信服。明白了這些道理，就像知道冬天要穿裘衣、夏天要穿葛衣一樣自然。黑與白只是兩種顏色，但白馬終究是馬，這是有其本質規定的。
那些認為拋開事物發展的依托也沒什么不可以的人說：“事物并非真的依賴我，是我認為它們依賴我，它們才好像依賴我了。執著地認為事物依賴我，這會阻礙我；執著地認為我依賴事物，這也會阻礙事物。追逐事物的表面繁華，‘文’就會滋生虛妄；追逐事物的變化，‘思’就會更加迷茫；想要在事物面前顯***風，表面的‘恭’反而會增加自己的驕傲；想要在事物面前獲取聲譽，虛假的‘讓’反而會引發欲望。想要避免這四種毛病，那就不如斷絕這種依賴。對內斷絕自我依賴，對外斷絕對事物的依賴。斷絕自我與事物的聯系，摒棄外在的表象；像寂靜光明的照耀一樣，就沒有什么不‘文’的；通過參悟印證而有所領悟，也就無需‘思考’；無論行住坐臥，都保持平靜，這也是‘恭’；對于錢財、妻子兒女，樂于施舍而不吝嗇，這也是‘讓’。然而這樣做卻廢棄了人倫，破壞了事物的常理，陷入空洞虛無，走向死亡的道路，還說自己是安于現狀。”這沒有別的原因，就是不明白事物是不能被斷絕聯系的。而且，因為自身與事物相互依存，所以事物是不能被斷絕聯系的；因為事物之中包含著自身，所以事物也是不容斷絕的。自身與事物相互依存卻要斷絕與事物的聯系，那么對內會傷害自己；事物包含自身卻要斷絕自身與事物的關系，那么對外會損害事物。自己和事物都受到傷害，那么危害就會蔓延到整個天下。更何況那些想要斷絕與事物聯系的人，根本就無法完全斷絕這種聯系。哪怕是吃一頓飯、睡一次覺，都離不開與事物的接觸；每一個動作、每一句話語，都必然依賴事物而產生。無法完全斷絕卻又想要斷絕，事物會讓人進退兩難，自己也會陷入矛盾和困境。這就是自己制造了危害，很快又報應到自己身上。所以圣人順應事物的需求給予相應的引導：對于質樸的人，給予他們“文”的教導；對于直率的人，給予他們“思”的引導；對于輕慢的人，給予他們“恭”的教誨；對于高傲的人，給予他們“讓”的啟示。讓大家都能泰然自若，各安其位，沒有困擾，這樣自己才真正做到了恰當的事，而不是盲目地認為什么都可以做。顯然，那些認為什么都可以做的想法，肯定是行不通的。
由此說來，圣人之所以能夠做到“文、思、恭、讓”且安然自得，就是因為他們“明察”。“明察”就能知曉事物的規律，知曉規律就不會慌亂，不慌亂就能不斷進步，不斷進步就能應對無窮無盡的變化。所以說“每天都有新的進步就叫做盛德，擁有豐富的成果就叫做大業”，說的就是這個道理。“盛德”確立了，“大業”興起了，其影響“覆蓋四方”，“感動天地”，難道不是這樣嗎？即便如此，從“文、思、恭、讓”的角度來看，“明察”是它們產生的根源。然而，如果“明察”并非真正的“明察”，這種“明察”就無法催生真正的德行，這一點尤其不可不辨明。“明”與“誠”是相互依存的，但有時卻會相互分離。不是“誠”離開了“明”，而是“明”離開了“誠”。“誠”，是內心獨自發揮的作用；“明”，是內心依靠耳目等感官的靈敏而產生的認知。難道一定要摒棄見聞，只依靠內心嗎？關鍵在于要謹慎選擇遵循的準則。以內心為主宰，讓耳目等感官聽從內心的指揮，那么通過見聞獲得的知識都是真實可靠的，這就是“理”的顯著體現。如果內心不能主宰，反而聽從耳目等感官的驅使，那么只要天下有某種現象，古今有某種言論，即便這些現象和言論與道理不相符，自己也不堅信正確的道路，卻還憑借見聞的便利快速地發表見解。所以想要做到“誠”的人，不一定能馬上做到；而想要追求“明”的人，往往能很快得到所謂的“明”。用真實的態度去追求，就會產生真正的“明”；用浮夸的態度去追求，就會產生虛假的“明”。想要通過浮夸來追求“明”，卻得到真實的“明”，這樣的事情是從來沒有過的。
虛假的“明”是對道的極大危害。當它附著于“文”時，就會堆砌聲音和形式來炫耀其表面的華麗；當它附著于“思”時，就會鉆研細微瑣碎的東西來探測那些幽隱的事物；從“恭”的方面來看，它會在細枝末節上分辨正邪來故作警醒；從“讓”的方面來看，它會揣測人情的順逆來避免冒犯他人。在恍惚之間，好像有所見；在寂靜之中，好像有所聞；在細微的事物出現時，好像有所察覺。把這種虛假的認知抬高到極高的地步，好像能登上九天；又把它貶低到極低的程度，好像能深入九淵；說起來滔滔不絕，越引述越多。還在世上傲慢地宣稱“我已經全都知道了”，但實際上與真正的道看似相似，實則相差甚遠，最終相互背離、相互詆毀。揚雄、關朗、王弼、何晏、韓愈、蘇軾這些人，在天下肆意妄為；而張九成、陸九淵、王陽明竊取佛教的錯誤觀點，擾亂了圣學。他們的追隨者，不妨看看自己酗酒好色、追逐名利、依賴恩寵的樣子，放縱不羈、無視廉恥，卻還自夸有精妙的領悟。唉！追求虛假“明察”的危害，比不“明察”還要嚴重，竟然到了如此地步！
圣人的“明察”，是以“欽”為根本的。內心懷有“欽”，“明察”就會產生，這就是“真誠就能明察”；“明察”所照耀之處，必然體現著“欽”，這就是“明察就能真誠”。“誠”，就是真實：真切地感受到有天命存在，所以不敢不敬畏；真切地認識到有民之常道，所以不敢不恭敬；知道沒有惡的存在，是因為心中實實在在地存有善念，所以不敢不堅守；對于至善的境界，即便看不到惡的存在，也不敢不謹慎對待。收斂自己的視聽，端正自己的肢體，謹慎自己的言語，慎重自己的行為，整肅莊重、敬畏天命，這些行為之中都蘊含著自然的法則。這樣，道理會隨著事情的發生而彰顯，“明察”也就達到了極致，“文、思、恭、讓”也就沒有不安穩的了。然而尹和靖說“內心收斂，不容任何事物”，我可不敢茍同。“欽”這個字，不僅僅是恭敬的意思，更重要的是指心中實實在在地尊奉著極為重要的事物，不敢褻瀆冒犯。現在有人說“不容”，那么“不容”的是什么東西呢？天的風雷雨露是事物，地的山陵原野也是事物；那么構成它們的陰陽、剛柔等要素也都是事物。天上飛的、地上爬的、水中游的、植物等生物是事物，百姓的生計和對物資的利用也是事物；那么其中涉及的得失、善惡也都是事物。普通百姓中的父子兄弟是事物，古代圣賢的美好言行也是事物；那么其中體現的仁義禮樂也都是事物。像這樣的事物，帝堯每天都兢兢業業、謹慎恭敬地去對待，時刻牢記在心，從不釋懷。只有這樣，他所“欽”的事物才能條理分明、不違背規律，從而做到自始至終都保持著明智，道得以彰顯，德行變得神妙。如果真的什么都不容，這不就和佛教所說的“實相真如，一切皆空”一樣了嗎？那么像“威侮五行，怠棄三正”（出自《尚書·甘誓》，意為輕視、侮慢五行，廢棄歷法 ）這樣的行為，恐怕也不會在意了。如果非要區分的話，難道是把那些滿足人欲的聲色臭味當作“不容”的事物嗎？但這些又怎么能完全摒棄、一點都不容納呢？飲食和男女之事，是禮所依附的基礎；利益，是百姓生存的依靠。在細微之處分辨清楚，讓它們符合準則，這是德行凝聚的體現，也是治理國家的實際內容。這些事物都是上天賦予的，本身就是“真誠”的，而人在面對它們時，也不敢不保持“明察”。由此可知，憑借帝堯這樣的上圣之人的聰明才智，他每天都探究萬物的情理，就像侍奉嚴厲的老師、祭祀祖先一樣虔誠，以此來豐富他的“文”，深化他的“思”，強化他的“恭”，提升他的“讓”，成就“盛德”，建立“大業”。內心不能脫離事物，事物也不能脫離內心。所以圣人的德行，就像天覆蓋萬物一樣沒有遺漏，“后德”“九族”“百姓”“黎民”“草木鳥獸”，都能受到他的教化。圣人的學問，圣人的思慮，歸根結底都歸結于一個“欽”字，而“欽”的實質，就是將萬物都視為自身的一部分。這怎么能被歪曲呢？這怎么能被歪曲呢？
從前孔子稱贊堯、舜，已經到了極致；但對于他們舍棄自己的兒子而把帝位傳給賢能之人這件事，孔子卻沒有提及。仔細思考這件事，就可以對唐堯、虞舜時期的情況有一個定論了。
人們疼愛自己的孩子，卻不愿意把帝位傳給他們，而是傳給異姓之人，自夏、商、周三代以后，就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，而且人們也不把這當作最高的德行；那么孔子難道認為這是不合常理、不可作為典范的事嗎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古代在君主還在世的時候，并沒有確立世子的禮儀。確立繼承人的制度，是從夏朝開始，到周朝才確定下來的。古代統治天下的人，都會讓親近且賢能的人擔任輔佐的職位，作為未來繼位的儲備；等自己年老將死的時候，就把帝位傳給他，這樣人心安定，帝位也能安穩。黃帝以前的情況，已經難以考證了。黃帝之后興起的君主，大多遵循這個道理。那么，通過擔任輔佐之位進而繼承帝位，大概是軒轅黃帝制定的制度吧！所以少昊是軒轅黃帝的孫子，他來到江水（今四川岷江 ）一帶，成為諸侯，后來進入朝廷取代黃帝；顓頊是少昊的弟弟，輔佐少昊十年后接替了少昊的帝位；高辛是顓頊的侄子，輔佐顓頊二十五年后接替了顓頊；堯是帝摯的弟弟，輔佐帝摯五年后接替了帝摯。古代任命輔佐大臣，就如同后世確立繼承人一樣。堯不把帝位傳給兒子，也只是遵循軒轅黃帝的制度罷了。
少昊、顓頊、高辛，一直到帝摯、堯，都是從兄弟子侄中選取親近且賢能的人，這些人之前可以擔任輔佐大臣，之后能夠繼承帝位。由于關系親近、地位相近，不用從民間選拔，事情進展得很順利。因為事情順利，所以即便帝摯不那么賢明，也不能違背這個傳統。堯在位七十年，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親近且賢能的人來擔任輔佐大臣，所以這七十年間一直沒有選定繼承人。而此時堯已年邁，沒辦法，只能讓四岳推薦人選。如果沒有舜，四岳即便想一直謙讓，也做不到了。
至于舜因年老而倦怠于政事，那時禹早已擔任百揆（總理政務的官職 ）之位，這和顓頊輔佐少昊十年、高辛輔佐顓頊二十五年的情況沒什么不同。禹最終登上天子之位，又有什么可懷疑的呢！所以說：五帝把天下視為公有。將天下視為公有，這是五帝時期的通行制度，哪里只是堯、舜的個人品德高尚才這樣做的呢？
堯在位七十年卻沒有找到合適的輔佐大臣，這是特殊情況。如果四岳無法推辭，就可以憑借諸侯的身份登上天子之位，這是遵循少昊時期的舊例，不一定非要通過擔任輔佐大臣來繼位。舜出身低微，沒有像少昊那樣興起的背景，所以必然要通過擔任輔佐大臣來繼承大統，這是采用顓頊、高辛時期的禮儀制度。因此，從被征召任用、總理政務、負責接待賓客、管理山林，一直到接受帝位，總共經過了三十年，舜才正式在文祖廟舉行繼位大典。事情是逐漸推進的，大家也逐漸信服、統一了意見。如果當初四岳接受了帝位，就不用這么麻煩了。
五帝選定繼承人的時間很早，三王確立太子的時間也很早；從身邊的百官，到遠方的各諸侯國，再到地位低微的百姓，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，清楚地知道“這就是日后統治我們的人”。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覺地習慣了，所以說：“上天的看法來自百姓的看法，上天的聽聞來自百姓的聽聞。”四海之內的人都一致擁護，沒有二心，這就是所謂的天意。堯遵循舊法，順應時勢，根據人的情況來順應天意，他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，因此人們也不會特別稱贊堯的行為有多么高深莫測。
古代的帝王，考慮到帝位將有托付之人，有的會任命輔佐大臣，并讓他們通過功績來證明自己，有的會確立兒子為繼承人，并早早地進行教導。確立兒子為繼承人時，選擇嫡子而不是依據賢能，確立之后再加以教導，所以夏、商、周三代非常重視貴族子弟的教育。任命輔佐大臣時，看重德行而不是世襲，所以唐堯、虞舜非常重視百揆這一職位。先考驗再任命，是為了表示對這個禮儀的重視；確立繼承人之后再教導，是為了培養他們的德行。用禮儀來穩定百姓的心意，用德行來成就大業。德行是根本，禮儀是末節。根本和末節都做好了，那么一開始就不會有疑慮，最終也能勝任帝位。先考驗再任命，是把根本放在首位；先確立再教導，是把末節放在前面。先做困難的事，再做容易的事，所以堯等了七十年，還因為沒有找到舜這樣的人才而憂慮。先重視末節而后重視根本，那么開始可能順利，但最終可能會出現混亂，所以桀、紂、幽王、厲王雖然擁有天下，卻要等到商湯、周武王出現才改變了這種局面。
即便如此，制度難道是一成不變的嗎？像堯、舜那樣有知人之明的人，是很難得的。教育貴族子弟有固定的方法，中等才能的君主也能遵循。所以先考驗再任命，先確立再教導，這兩種做法在道理上是一致的，效果也是相同的。等到這些制度出現弊端時：秦朝在后期失去了根本，胡亥很快就亡國了；漢朝、魏朝在前期就擾亂了末節，導致逆臣接連篡位。關鍵在于人要盡力而為，制度是不可依賴的。所以不能把堯傳位給舜、舜傳位給禹，當作是必定能使國家太平、不會出現混亂的方法；又怎么能把這當作是兩位帝王獨一無二的德行呢？何況堯是遵循舊制，并非開創之舉，即便有德行，也應歸功于軒轅黃帝，堯不會獨自居功。蘇軾說“圣人之所以遠超常人，是天下后世之人無法企及的”，這不過是不了解時代變化的膚淺言論罷了！
至于莊周虛構出王倪、嚙缺、披衣、支父、善卷、伯昏這些人名，說圣人把帝位視為桎梏，左顧右盼，在民間尋找奇人來代替自己，好擺脫帝位的束縛，就像小孩子撿到地窖里的金子卻不知道如何處置一樣，這種說法實在是太淺薄了。“圣人最寶貴的東西是帝位”，帝位是上天用來安排、尊崇有德行的人，讓他們成就大業的。為了自己晚年的安逸，就匆忙地想要擺脫帝位，這是褻瀆天經、輕視人倫，足以擾亂天下。“我并不以做君主為樂”，就這一句話，就可能導致國家衰敗，說的就是這種情況。
孟子說把天下當作破鞋一樣舍棄，這就好比父親即將被抓去受刑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天下自然就像破鞋一樣微不足道了。因為治理國家感到疲倦，就把天下當作破鞋一樣舍棄，這和那些不把君主和親人當回事的人又有什么區別呢？莊周那些荒誕夸張的言論，哪里值得留存呢！
那么，稷、契都是堯的弟弟，論親近和賢能，他們和堯、摯、高辛、顓頊之間的傳承沒什么不同，堯卻把他們安排在不同的職位上，不讓他們擔任輔佐大臣，等到自己年邁時，才匆忙讓四岳推薦人選，這是為什么呢？
稷、契不能被選為輔佐大臣并繼承帝位，堯明白這一點，四岳在推薦人才時也沒有提到他們，四岳同樣清楚這一點；但這不是生活在千百年后的我們能輕易知曉的。是他們的德行只適合擔任某一官職，有所局限嗎？還是因為他們年紀未到，威望不夠呢？堯并非故意壓制他們，四岳也沒有嫉妒之心，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。德行是威望的基礎，威望有助于德行的彰顯。舜的德行超過了他的威望，四岳的威望超過了他們的德行。稷、契的威望比不上四岳，德行也比不上舜，這是堯無法改變的，更何況那些虛構的王倪、嚙缺之流呢！
